10月31日是「世界城市日」，2020年的主題是「提升社區和城市品質」。眼下，城市和社區位於應對新冠疫情的最前沿，同時，社會不平等、社會住宅、永續發展交通等城市化進程中亟待關注的問題也突顯出來。在開展疫後重建和進入永續發展行動十年之際，城市應如何更具抵禦力、包容性和永續發展性？聯合國新聞近期專訪了建築大師Norman Foster，請他暢談了城市如何從危機中變得更加強大，以及他對未來城市的觀點。
英國當代建築設計師Norman Foster在20世紀70年代以發起高科技運動聞名，並獲得第21屆普利茲克建築獎，他設計過摩天大樓、辦公室、藝廊、機場、體育場館，規劃過城市，甚至設計過太空港。
Norman Foster 表示，歷史上的諸多危機往往改善了城市的品質。新冠大流行也是一樣，加速了城市的改變，比如，一些曾被大量機動車佔用的城市空間重歸市民使用。
新冠危機放大了已經非常明顯的加速（城市改變）的趨勢，這些趨勢有的是關於出行和工作模式，有的是關於工業和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果你回顧歷史的教訓，那麼所有跡象都表明城市將變得更加綠色、清潔、安靜和安全。新冠大流行帶來了新的態度，我們看到一些事情自然發生。比如，步行街雖不是新的概念，但通常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實現，但現在我們正看到它一夜之間就出現在城市中。倫敦蘇荷區的街道正在擴展，柏油馬路正用作人行平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在人口稠密的歐洲城市，人們可以騎車和步行，這最終將比不斷擴張的城市更具永續發展性。
對於城市而言，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要從過去的文化形態，尤其是從過去的危機當中汲取教訓。
縱觀歷史，對於城市而言，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城市藉由當時可用的技術不斷演化。比如，在1666年火災之後，倫敦開始了以四四方方的磚牆結構為標誌的格魯吉亞建築風格，這成為了倫敦的DNA。19世紀中葉的霍亂之後誕生了現代衛生設施，並修築了泰晤士河河堤，留下一筆奇妙的遺產。20世紀50年代的大霧促成了從煤炭向天然氣的轉型。歷史帶來的經驗是積極和正面的。
探討社會住宅 解決城市不平等
自1980年以來，城市不平等現象一直有增無減，世界最大的城市往往也是最不平等的地方。新冠大流行進一步加劇了此一局面，給非正規部門、最貧困和最脆弱的社區造成了最沉重的打擊。
Norman Foster表示，從數據上看，在擁擠不堪的住宅中發生新冠感染的概率更高，因此我們需要再次探討社會住宅的意義，藉由立法和提供援助確保城市底層人民融入不斷變化的新城市。
我認為新冠大流行促使我們更加感激為我們服務的人，我此前接觸的一些令人興奮的城市將社會各行各業的人充分地融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對此進行重新探索。我覺得這既需要立法，也需要提供救助，需要認識到城市和市政領導人有力量進行創新並創造這樣的住所，也可以開展研究以獲得更高的永續發展性，並在建築物的建造和使用過程中減少碳排放。請記住，人們在建築物之間的出行活動加在一起造成的碳排放佔全球40％以上。因此，我們需要整體性的思考。過去六十年來，我作為城市規劃者和建築師的經歷告訴我，領導者擁有改造城市的力量。因此，歸根結底，我們需要政治領導力。
永續發展建築意味著更接近自然
Norman Foster一直利用最新技術探索著建築設計的邊界，但他卻認為，永續發展的建築意味著更接近自然，而且大膽的想法與建築的永續發展性並不矛盾。比如，位於倫敦的彭博歐洲新總部大樓就是風格前衛的永續發展建築的代表。整棟樓的設計貫徹著環保、節能的思想，他還大膽決定使用木地板，並藉由新穎的設計解決了木地板可能造成的問題。
Norman Foster 指出，永續發展建築最終是可以循環利用的，不能被摧毀和替代的。這絕不會影響新建築物的效用。城市當然必須進行更新。在我所設計的建築中，迄今為止最具永續發展性的建築就是彭博的歐洲新總部大樓。這座大樓使用了木製地板，你可能會說，在一個人員密集的大樓中使用木地板是不可行的，但藉由設計，我們解決噪音、減少能耗、改善照明，讓一切都成為可能。因此，激進的想法並不意味著會帶來不適，相反，創意是為了改善生活品質。這是迄今為止設計和建造的最永續發展的建築。
城市的年輕人並不那麼願意擁有機動車，而更熱衷於共享交通工具，比如搭乘Uber，使用共享單車等，並出現了諸如空中纜車、單軌電車等新的交通工具，空中出行正在出現，這將釋放更多城市空間。由於水資源越發珍貴，未來可能會在城市中建造農場，藉由水培技術提高產量。因此，城市農場是提供新鮮農產品的新式農市。
對於中低收入國家而言，永續發展建築也並非是奢侈品，因為建築的品質與奢華無關。 這並不在於你花了多少錢，而是你如何聰明地花錢。有品質的設計並不為金錢驅動，其中的創意元素才讓一切變得不同。南美的一位工程師，用不起眼的材料磚打造了一座奇妙的建築，這個故事的本質是，品質與奢華無關。這就看你如何利用資金。我認為，如今，聯合國成立75年是一個轉折點，它凸顯了城市和城市領導人的重要性，城市領導者、工業界、企業、學術界一道努力，可以比政府部門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等危機。